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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中的信任立在哪里
2019年05月27日 11:20 來源:北京日報 作者:翟學偉 字號

內容摘要:眾所周知,社會或者人群不可能生活在沒有自然環境的地方。自然環境造就了人群的生存方式及其社會構成,而文化乃是這種生存方式與社會構成之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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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所周知,社會或者人群不可能生活在沒有自然環境的地方。自然環境造就了人群的生存方式及其社會構成,而文化乃是這種生存方式與社會構成之體現。游牧、貿易或農耕所表現出來的合作和社會依賴特點是不一樣的。比如游牧具有流動性,貿易具有契約性,而農耕則是非流動、非契約的。一種屬于非流動、非契約社會的主要特點是大多數人選擇安土重遷、聚居于一地來建立自己的社會關系。

  以常理而論,流動和契約的共同特點都是不確定性的增加,風險隨時可能出現,因此建立確定性關系或者降低貿易中的風險本身會使信任問題凸顯出來。

  但是農耕文化的聚居特點所導致的首先是熟人社會。人與人之間不是博弈論中討論的一次還是數次博弈,而是世代人之間的聯系,甚至,從根源上說,聚居于一地的人群可能就是由一個共同的祖先發展而來的。在這樣的人群中依賴性是必須的,其凸顯的依賴程度已經不是一個社會學的話題,而是一種文化的特點。

  作為一種文化,依賴并不需要借助交往、互動、博弈的頻次來判斷,而主要是通過牢不可破的血親之遠近來衡量。人們依據的關系親密度未必是走動的頻次,而是可以記錄和展示的五服關系與族譜。比如一個人在外面工作,有特定的工作場所,盡管天天與同事打交道,卻抵不上他每年回家只見一次面的家人親密。親密性在農耕文化中是“關系”,不是“交往”。有關系,未必頻繁來往;頻繁來往,未必有“關系”。在熟人社會中,外來人、外鄉人、外地人是需要考察信任的重點地帶,自己人或自家人在一般意義上則較少涉及信任地帶。

  農耕文化與熟人社會是傳統中國文明的基本特點。那么,在這樣的人文環境里,是否還需要約束機制呢?我們知道,約束機制并不都是針對信任的,實際上,只要一個家庭、一個地方、一個社會、一個國家需要正常運轉,都需要有約束機制。關鍵問題在于約束機制在中國文化中留給信任的部分在哪里?

  筆者的考察結果是,這一部分通常是用來對付血緣關系以外的人的。這點一方面導致了血緣關系以內的人被置于放心關系中,血緣關系以外的人被置于是否有信任的關系中;另一方面,由于親緣關系是一個延展性的概念,表現為由近及遠,因此其內外不是很明確,需要認定或認同。為了便于論述,筆者在此以儒家文化論述最多的人倫思想來闡明這一觀點。

  儒家認為人倫中最重要的關系只有五種,所以人倫其實是五倫:父子、夫婦、兄弟、君臣、朋友。現在依照血緣關系來劃分,其中既有血緣內的,也有血緣外的。由此先得到的排列是父子和兄弟屬于血緣內,夫婦、君臣、朋友屬于血緣外。當我們再回到約束機制上來考察時,就可以發現其約束方向之差別。按照曾對中國文化帶來巨大影響的孟子的提法,父子和兄弟需要遵循的倫理是“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即強調的是仁愛、秩序與規矩;而夫婦、君臣和朋友要遵循的倫理分別是“夫婦有別”“君臣有義”和“朋友有信”,即指向的都是信任的約束。其中比較好理解的是“義”和“信”,它們都指向信任,在中國詞匯中可以合并為“信義”。

  而夫婦關系則比較復雜,所謂“別”做“區別”“不同”來理解。更多的含義是因性別導致的規范差異,即各守各的規矩,比如男女授受不親;但是這里還有一種可以挖掘的差別是要把一個原本屬于外人的身份轉化成一個家里人。那么,在這一轉化過程中,其倫理重點應該是側重家內的規范、秩序,還是家外的信任呢?只能說妻子的角色在理論意義上處在“放心關系”與“信任關系”的邊緣。由于中國傳統文化對婚姻的理解偏于女子結婚是嫁入男方家,結果更容易把妻子歸入放心關系,而現代化社會更強調婚后夫妻單獨過時,那么信任關系就由此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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