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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朝暉:孝治與社會自治 ——以《孝經》為例
2019年05月28日 11:01 來源:《哲學研究》 作者:方朝暉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Filial Piety and Social Autonomy:Focus on Xiao Jing

  作者簡介:方朝暉,清華大學人文學院

  原發信息:《哲學研究》(京)2018年第201811期 第59-69頁

  內容提要:本文從市民社會的角度探討儒家孝治思想的現代意義。現代社會與古代社會的最大差別,是在家庭和國家之間出現了一個不是基于血緣紐帶的巨大空間,即市民社會,由經濟實體、社會團體和公共領域等構成。市民社會的自治和理性化是現代社會健康發展的基本條件。古典儒家修、齊、治、平的個人成長設計,由于在家和國之間缺少“社會”這個環節而面臨挑戰。本文分析認為,《孝經》主張基于人的尊嚴、遵循人的天性、順應人民自生自發需求等孝治思想,與現代市民社會自治與理性化的思路一致,可以轉化為促進行業及社會自治的重要資源。從黑格爾、涂爾干重視從宗教、道德、習俗等傳統資源來實現市民社會自我管理這一思路看,儒家孝治天下的治道思想,同樣有助于今天中國市民社會的自治與理性化發展。

  關鍵詞:孝治/市民社會/社會自治

  標題注釋:本文系清華大學自主科研計劃“文化傳承創新”專項“儒家治道及其當代意義研究”(編號2017THWWH02)的研究成果。

 

  一、引言:市民社會問題

  不少學者論述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市民社會的發展。(參見李煜煜,鄧正來)當代中國究竟有沒有市民社會呢?這涉及到“市民社會”一詞的含義。一般認為,“市民社會”(拉丁文寫作civilis socitas,其中societas是協會、結社、聯盟的意思)一詞最早出現于14世紀的歐洲,其含義可以追溯到亞里士多德、西塞羅有關城市文明共同體的概念(參見米勒,第125頁),從洛克、亞當·福格森、盧梭、康德到黑格爾、馬克思、葛蘭西、哈貝馬斯、普特南等,直到20世紀70年代以來東歐市民社會運動,(cf.Shils)市民社會概念的含義有一個漫長的演變和發展過程。(cf.Ray;參見鄧正來、亞歷山大)大體來說,筆者認為,17世紀末、18世紀初形成的現代市民社會,本是指歐洲中世紀以來從封建束縛和血緣紐帶中走出來的由自由民(bourgeois,包括商人、手工業者、自由民或第三等級等)所構成的社會。它的最大特點有二:一是超出了血緣關系紐帶,二是與國家相對區分。①至于市民社會的主要成份,筆者認為主要有三塊:

  一是經濟實體。它指市場經濟或現代社會生產關系的主體成分,黑格爾稱之為“私人利益的體系”(黑格爾,第197-252頁),馬克思稱之為“私人利益關系的總和”。(參見馬克思,2002年,第163-198頁;1960年,第56-70頁)今天看來,它應當包括學校、媒體、出版社等一切作為生產關系一部分的實體單位在內,即涂爾干所謂的“法人單位”(corporations)。

  二是公民團體。即所謂associations,或稱civil associations,或稱自愿團體(voluntary groups),包括非政府組織(NGO)。中文泛稱為公民結社(associations or civil associations)。(cf.Hyden,pp.3-30)這類團體多半不是出于個人經濟利益或職業生涯規劃而建立,而是代表某種共同興趣、需求或信仰的群體,往往伴隨政治動機(比如影響國家政策)。信仰團體如宗教機構也應納入此范疇。

  三是公共領域。從早期的咖啡屋、報刊媒體到現在的互聯網(包括Google、Facebook、微博和微信等等),從中發展出來的體現大眾意見的公共輿論空間,是公共領域的主要成分。

  本文把一切超出血緣關系之外的非政治性的組織、機構、單位、團體、協會等實體從總體上稱為市民社會。比如現代中國的公司、企業、學校、出版社、媒體、社會團體等等皆屬于所謂市民社會范圍,不管它們是不是國營的。筆者之所以采用這樣一種寬泛的定義,一方面是因為本文基于古代中國與當代中國在社會結構上的巨大差異來研究未來中國社會的方向,另一方面是因為,筆者認為不能把自由主義的市民社會概念當作不容置疑的前提預設來研究中國。

  不過,本文采用的市民社會概念與西方流行用法的重要區別在于,后者把一切政府建立的組織或機構排除在市民社會之外。這種將國家與市民社會的界限劃得一清二楚的做法,與歐洲近代的歷史事實相符,但不符合中國的國情。中國有大量組織或機構,包括國營企業、公立學校、官辦組織等(如文化協會、出版社、新聞媒體等等)可能具有深厚的官方背景,但又表現出強烈的非政治性。

  一方面,這些組織或機構雖然由政府投資、在政治思想領域受控于政府;但是另一方面,它們長期以來與政府或政治國家之間都存在矛盾和張力,這種張力反映了它們對于自身內在價值和獨立性的追求。事實上,政府也承認它們并不完全為了政治目的而存在。在改革開放幾十年中,也有過多次官方推動的讓他們與政府脫鉤、但實際上無法做到,體現了中國的特殊國情。

  此外,把國營單位納入中國市民社會范疇中來,還因為就各行業自身的特性而而言,他們本質上是非政治性的,這些單位終究是圍繞著自身的目的而存在的。從長遠眼光看,這些單位最終的或未來正確的方向絕不是簡單地圍繞政治目的而存在或發展,而是回到自身的目的和自治的軌道上來,這就具有典型的市民社會成員特點。比如中國大多數的學校(包括大、中、小學等等)都是公立的,但是這不等于這些學校不應當把教書育人當作根本任務,這個任務本質上是非政治性的。又比如中國目前大多數醫院也是國營性質的,但不等于這些醫院的根本任務不是治病救人,這個任務本質上是非政治性的。其他大量的國營企業或國有單位也是如此。

  還有一種狹義的市民社會定義,把市民社會主要等同于“非政府組織”,或公民結社。本文不采用這種定義(但并不否認非政府組織為市民社會的重要組織部分),一方面基于歷史事實的考慮,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本文關切的重心在于從總體上考慮中國社會未來的發展方向。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目前雖數量眾多,但畢竟不是當代中國社會的主體成分。作為改革開放以后才逐漸興起的組織,它們的自我組織、管理水平以及規模實力均遠不能與各類企業、公司、學校、出版社、媒體等組織或機構相提并論。事實上,能代表未來中國社會發展方向的主導力量應該不是所謂的非政府組織,而是各類企業、公司、學校、媒體、出版社等等。筆者將試圖說明:各類企業、公司、學校、出版社、媒體等法人單位實體的自治與理性化發展,才是當代中國最值得關切的問題之一。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以《孝經》為例,探討儒學與當代中國市民社會發展的關系。

作者簡介

姓名:方朝暉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秀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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