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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翼:治理措施有效性的關聯因素
2019年05月27日 09:24 來源:北京日報(2019年05月27日) 作者:張翼 字號
關鍵詞:社會治理;社會結構;社區;改革開放;階層

內容摘要:社會結構決定了社會治理模式與治理方法的選擇。所以,社會結構不同,由社會結構所決定的社會存在方式不同,社會治理的主體與各個主體所采取的治理行動就會不同。社會治理在于適應變化了的社會結構而創新基層社會的治理之道社會治理的目的,就是保障社會轉型趨于預期的良好方向發展,而避免社會向未曾預期的未知方向發展,也防止出現社會轉型失敗而導致向初始狀態回歸。鄉村振興的關鍵,不在于從經濟上繼續砸錢,而在于回答“誰在治理、為誰治理、用什么方式治理、治理結果如何”這些問題。如果我們能夠落實好十九大有關社會建設與社會治理的深層邏輯,將社會治理結合于社會建設之中,發展出法治德治自治的系統架構,那么我們就能夠將社會從原來的治理水平提升到現代治理水平。

關鍵詞:社會治理;社會結構;社區;改革開放;階層

作者簡介:

  社會結構決定了社會治理模式與治理方法的選擇。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深刻影響著社會治理的目標與取向。所以,社會結構不同,由社會結構所決定的社會存在方式不同,社會治理的主體與各個主體所采取的治理行動就會不同。社會從初期結構到現時代的轉型過程,不斷決定著維護社會秩序的治理格局的轉型過程。所以,以社會結構為最主要代表的社會存在與社會治理之間的關系是相輔相成的關系。

  規約社會個體或社會組織的制度,也需要在變遷的社會中經常性地進行調整

  的確,社會處于不斷發展的過程之中。因此,為維持原有結構的穩定而出臺的一整套規約社會個體或社會組織的制度,也需要在變遷的社會中經常性地進行調整。所謂改革,也即通過不斷的制度變革,使規約體系適應于社會結構的變化而在功能上達到穩定社會整體的目的。社會有時候會通過自我的調適,解決其部分與整體之間的沖突。但經常發生的情況是:社會不能完全通過自身的自發運轉達到內部與整體之間的和諧。這就需要通過社會治理解決其中可能存在的問題。為什么要不斷創新社會治理?就是因為在迅速變遷的社會中,社會結構缺少傳統社會的那種穩定性。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二牛抬杠”式的農業生產,存在了大約2000多年,家長制與保甲制度,作為基層社會的治理結構,也適應于農業社會的“熟人”以及“定居化”生活而存在了2000多年。從新中國成立之初到整個“文革”時期的集體化趨勢,解構了傳統農業社會的那種社會結構基礎與基層社會的權力基礎,最終在城市形成單位制,在農村形成“人民公社、隊為基礎”的治理框架。改革開放以來,則解構了改革開放前所形成的社會結構與治理邏輯。農業的機械化與農業的市場化,將大量農村勞動力析出為農民工。資本下鄉所形成的影響,解構了農村的GDP結構,絕大多數GDP,不是來自于一家一戶的小農耕作,而是來自于種植大戶的商品化生產。

  農村社會結構的變化,是當前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基礎

  中國的農村當前面臨極其復雜的產權關系和階層關系。有一家一戶的傳統老年農民階層(在自己家的承包地上經營或種植),有不在地的農民工階層(但他們有土地承包權),有在地或不在地的村干階層(很多村干經?;蠆瘓>幼≡諦〕欽蚧螄爻牽?,有在地但卻受雇于種植大戶(或農業企業)的職業農民階層,有老年居民階層(他們基本不種地,只是生活在農村)。農村的這種“在地”或者“不在地”的人口階層結構,“在地”與“不在地”的權力結構,正在迅速解構原有基于“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之改革形成的村民小組和“村兩委”(黨支部委員會和村民自治委員會)治理結構。所以,農村這種社會結構的變化,是當前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的基礎。一切治理措施的出臺,如果離開了這個基礎,其治理的效果就難以達到預期的目標。

  對于城市社區來說,基于街坊鄰居和單位制而建構的街居制度(街道辦事處與居委會),雖然在名稱上轉型為社區,但這個社區完全不同于社會學的經典作家為區別社會而建構的社區概念。當前的社區,實際大體是以行政區劃外加各種組織的嵌入而形成的更為突出區域的概念。改革開放之初的居委會,是一個由街坊鄰居所形成的熟人社會。但現在的社區,卻是一個戶籍人口與流動人口混居的陌生人社會。在城市社區生活的人們,可能有共同的地域,但卻沒有共同的文化,更沒有經常發生的社會互動與交往。對于勞動力人口而言,其對社區的理解就是“睡覺的地方”。對于流動人口來說,其對社區的理解就是被級差房租迫使經常搬家的地方。在這種情況下,社區治理的本質,就轉變為社區對其所獲得的政府資源的配置。在政府支持力度大的地方,社區提供的服務就比較多;在政府支持力度小的地方,社區提供的服務就比較少。社區在很大程度上將服務等同于治理,而缺少“自治”的抓手。

  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表明,只有維持社會內部各個部分之間的均衡發展,社會內部各個部分之間的關系才可能形成協調機制。如果不注意經濟與社會、文化、政治及生態之間的均衡發展,則“經濟一條腿長”的問題,就會轉變為其他各個子系統發展不足的問題。發展的不均衡與不充分問題會繼續困擾前進的腳步。在改革開放的前40年,中國不僅解決了人民的吃飯問題,而且還解決了日常其他消費問題,從商品供給不足的社會轉變為商品供給相對過剩的社會。但在經濟迅速發展改變了中國的階層結構、消費結構、人口結構等的同時,卻在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比較中,表現出了發展差距。要解決好“經濟一條腿長、社會一條腿短”的問題,就需要從社會結構的現實變化中,不斷創新社會治理理論。

  社會的轉型,有時候會達到預期的轉型結果,但在很多情況下,由于社會內部各個組成部分之間存在的張力而出現有些部分完成了轉型,但另外的部分還沒有完成轉型或者向未曾預期的方向轉型的問題,導致社會內部沖突的加劇,造成不必要的治理成本。在這種情況下,學術界有些人倡導要將研究主題聚焦在社會變遷上。社會變遷顯示了變化的過程,而社會轉型更強調從一種結構狀態向另外一種結構狀態的目的性變化。所以,這里需要明晰的是:如果我們強調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那社會轉型就是必要的概念。在社會轉型理論的視域中,要么一個社會可能順利完成轉型,要么可能轉型為一種未曾預期的結構狀態,要么可能難以完成轉型而出現回歸的動能。

  社會治理在于適應變化了的社會結構而創新基層社會的治理之道

  社會治理的目的,就是保障社會轉型趨于預期的良好方向發展,而避免社會向未曾預期的未知方向發展,也防止出現社會轉型失敗而導致向初始狀態回歸。社會治理在當下的創新思路,也在于適應變化了的社會結構而創新基層社會的治理之道。鄉村振興的關鍵,不在于從經濟上繼續砸錢,而在于回答“誰在治理、為誰治理、用什么方式治理、治理結果如何”這些問題。城市社會治理的精細化,不在于網格化管理,而在于洞察社區基層結構的變化,擺脫傳統治理邏輯的困擾,以現代社會的觀念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如果我們能夠落實好十九大有關社會建設與社會治理的深層邏輯,將社會治理結合于社會建設之中,發展出法治德治自治的系統架構,那么我們就能夠將社會從原來的治理水平提升到現代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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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姓名:張翼 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

職務:院長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賽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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